2004年8月23日，考察队全体队员终于站在了邦崴古茶树下。看到这棵举世闻名的千年古茶树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心情难以平静。地方政府在古茶树旁立碑保护，一条防护栏把古茶树围住，古茶树下的杂草已被清除，一层生土覆盖了古茶树原来裸露的根茎……
考察队专家的心却骤然紧缩起来，勐海南糯山的古茶树王死了，澜沧景迈的古茶树王也死了，原因正在调查研究中，但保护古茶树首先要保护古茶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则是千真万确的。
因为中国、世界不能没有这棵古茶树，普洱茶的源与流，世界茶叶的源与流，都要从这里说起。改写世界茶叶史的发现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国际学
术界根据印度阿萨姆的古茶，倾向于认为世界茶叶原产地在印度。邦崴古茶树的发现，颠覆了茶叶原产地的传统学说，改写了人类种茶的历史。
邦崴古茶树屹立在思茅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富东乡邦崴村新寨箐头的斜坡上，树高１１．８米，树幅８．２米×９．０米，根部干径１．１４米。古茶树分枝茂密，
树姿匀称，属乔木型大叶茶树。邦崴古茶树１９９１年３月始发现。同年４月和１１月，思茅牵头组织茶叶专家进行了两次综合考察，并把采样送云南省茶叶研究所
化验分析。结果显示，茶树所含化学成分和细胞组织结构与栽培型茶树相同，但树冠、花柱、花粉粒、茶果皮等特征与野生茶树接近，树龄千年左右。１９９２年
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４日，云南省茶叶学会、思茅地区行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思茅地区茶叶学会、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在澜沧召开“澜沧
邦崴大树茶考察论证会”。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邦崴古茶树是野生型与栽培型茶树之间的过渡类型，它反映了茶树发源与早期栽培驯化同源。消息发表后，引起
国内外的关注。
１９９３年４月，“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思茅举行。来自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８１名专家学者亲临现场，对邦崴古茶树
进行考察和研究。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澜沧邦崴古茶树通过分析其染色体组型，并与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的核型进行对比，结果发现邦崴大茶树核型的对称
性比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对称性更高。邦崴大茶树是较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更原始、起源更早的茶树，是野生型向栽培型过渡的过渡类型的结论，以核
型分析结果看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结论轰动了世界。此前的一个多世纪，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学术
流派依据印度阿萨姆种认为，世界茶叶原产地在印度。邦崴古茶树雄辩地证明了世界茶叶原产地在中国、在云南。印度《阿萨姆评论》１９９３年第四、第五两期连
续刊载研讨会成果；《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７日载：“茶叶故乡在何方，专家确定在思茅”；香港《文汇报》１９９３年１５日报道：“世界茶叶原
产地，专家认定云南思茅”；同一天泰国《新中原报》载：“云南是世界茶叶起源地”；次日，菲律宾《世界日报》载：“云南思茅山区，世界茶叶发祥地”。它证
明中国、云南是世界最早的种茶之地。
学者考辨“濮”与“普”
这是一片创造生命奇迹也创造文明奇迹的热土。邦崴古茶树确立了中国、云南是世界茶叶起源地或发祥地的地位。但问题还没有完结，还有一个历史性的细节需要说明：是谁种下了这棵古茶树？谁是邦崴古茶的历史主人？
研究普洱茶的知名学者黄桂枢副研究员，最先提出并研究了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在与考察队座谈时，黄桂枢先生通俗易懂地介绍说：大叶种茶是祖宗，中叶种茶是儿子，小叶种茶是孙子。那么，培育这“老祖宗”的人是谁呢，是云南西南布朗族先民———古代濮人。
早在１９９３年４月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黄桂枢先生依据邦崴周围新石器考古和民族学资料的研究发表了论文，提出“邦崴古茶树是古代濮人———布朗族先民进行的‘科学实验’”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公认。
黄桂枢先生系云南墨江人，青少年时常喝普洱茶，走过茶马古道，见过民间妇女揉制普洱茶。他后来从事文物管理工作，长期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致力于普洱茶
研究，代表作有台湾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的《普洱茶文化》。该书出版获得极高评价，有人说：“《普洱茶文化》是历史上首次综合介绍古今普洱茶文化的史
书”，有人称该书为“２１世纪全方位的普洱茶记，更是当代普洱茶经”……评价之高，可见黄桂枢先生在普洱茶研究方面的造诣和水平。
黄桂枢
先生在占有大量民族学第一手资料基础上认为：布朗族先民“濮人”在游猎生活中最先认识并栽培茶树；从其语言演变的脉络看，布朗族先民称茶为“得责”和
“腊”。“得责”义茶叶或佐料；“腊”专指茶叶。由此可看出布朗族先民对茶的认识利用的渐进过程。布朗族先民最初把茶归入佐料中，是为初识阶段；后茶有了
专有名词，是为进入人工栽培利用阶段。再从后来傣族、基诺族、佤族和哈尼族尼人称茶也呼“腊”来看，布朗族先民应为邦崴古茶树的历史主人。
明万历年《滇略》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是历史典籍中第一次出现的关于普洱茶的记载。黄桂枢先生注意到，典籍首载“普茶”与后来所载
“普洱茶”之间的一“洱”之差，并非疏漏，并非偶然。这一字之别，隐藏着普洱茶源与流的珍贵信息。所谓“蒸而成团”，是普洱茶无疑；“士庶所用”，可知当
时普洱茶种植、生产、饮用相当广泛，有趣的是“皆普茶也”。那时，不叫“普洱茶”而是叫“普茶”。
何以如此？黄桂枢先生认为，布朗族先民最早认识、栽培、利用茶叶，随后茶叶种植和饮用为傣族、基诺族、佤族和哈尼族等先民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唐代以前，
布朗族等先民统称为“濮人”。到明万历年间，这些“濮人”种茶、制茶、饮茶已有相当的规模。因而人们把他们种植、生产的茶称为“普茶”。“普”为“濮”的
音转。至此，黄桂枢先生的研究，为我们勾勒出普洱茶源流的一个脉络。也说普洱与普洱茶
说到普洱茶的源流问题，不能不说普洱。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的记载。普洱县板山茶树箐头和黎明乡的深山密林中，各有一棵神秘
的茶树王，四乡百姓每年农历二月二均前往拜祭，不能前往祭拜的百姓，要朝普洱方向上香献牲。哈尼族贝玛（哈尼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说，他祭奠黎明乡的茶树
王已有２０多年了，这一祭奠礼仪是从师傅那里继承下来的。考虑到哈尼族贝玛师徒代代相传的特殊方式，民间拜祭茶树王的习俗，其历史应当十分久远了。由此，
可知普洱在普洱茶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明代以前，普洱已成为普洱茶的重要集散地，形成了著名的五条茶马古道。考察队员、云南农大茶学系教授周红杰著书说：一是官马大道，由普洱经昆明中转内地各
省。普洱贡茶就是经这条官马大道进京入朝的。同时，这条古道南延车里佛海，由打洛至缅甸景栋，再转运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二是关藏茶马大道，普洱
茶从普洱经下关、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进入西藏，再从拉萨中转尼泊尔等国。三是江莱茶马道，普洱茶经普洱过江城入越南莱州，再转运西藏和欧洲国家。四
是旱季茶马道，普洱茶从普洱经思茅糯扎，渡澜沧江到孟连出缅甸。五是勐腊茶马道，从普洱过勐腊，销往老挝北部各地。
如此发达的商贸通道，仅仅围绕着“蛮荒之地”的一个特产而存在而发展而延伸，在崇山峻岭中历千年而不衰，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一个“蛮荒之地”的
特产，驱赶着人们往返于千里鸟道羊径，不惧旅途艰险，不畏抛尸荒野，让人惊叹。如今，商道历历在目，驿站清晰可辨。
至明清，普洱茶的生产销售规模愈来愈大，特别是设普洱府后，普洱府所辖思普（今思茅、西双版纳和临沧）地区的茶，须加普洱府官印出境。省内外专门经营普洱
茶的商号、商会林立，江浙、福建一带的茶商纷纷入滇经营普洱茶，普洱茶名声更盛。于是，便有了清人安徽望江进士檀萃（１７９９）“普茶，名重于天下”的记
载；有清人阮福（１８２５）普洱茶专著《普洱茶记》；有了普洱茶“瑞贡天朝”的殊誉，等等。普洱茶，经普洱名满天下。
至于先有普洱茶后有普洱地名，还是先有普洱地名后有普洱茶的争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没有结论也没有意义。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