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渝：隐世的文人茶文化

平淡、无限，是茶的精神，是从喝茶中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东方文化独有的神韵，“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台北，新生南路。台北市大安区学术地段，路底是台大，附近绵延几条路都是学者、老师的住宅区，零星点缀的中小学和幼儿园，都是名校，许多台北本地人对这条路的第一印象都是“文人啊”。不仅学校多，从台大对面的怀恩堂往上，有清真寺、真理堂、台北教会，再往北走，甚至还有香火最旺的行天宫。走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没有行色匆匆的—他们真的不赶着去干什么。就在这条新生南路， 16巷1号，一栋90岁的老屋，没有招牌，墙头上能看到些许绿竹与紫藤，天生地养地长成了微妙的姿态。若肯在门边多停留一刻，会发现门内静放的花草都带着自然的娇矜之态，灵动鲜活， 仿佛不沾人气…… 这里是紫藤庐茶馆。在台湾， 紫藤庐虽名为茶馆， 但就像新生南路一样， 被闹市中生活的老百姓“ 自动屏蔽”— “又不是上学又不是拜拜（礼拜或者上香）没事去那里干嘛？”这里的主人周渝也说：紫藤庐有一道半开的门，里面有一座花园，但有些人经过，却根本连门口都看不到……

“茶”“艺”贯通的隐世哲学

把喝茶变成有文化性的“品茶”，出处大概就是紫藤庐无异。早年的台湾也有类似茶艺室，但是这个“茶”和这个“艺”，在坊间被赋予了太多擦边球的意义，因此越是“纯吃茶”，越是不“纯”，只有周渝的紫藤庐，将茶贯通为艺，除了发明了“正静清圆”的茶学体系，还有每年冬天的茶学思想课程—上一次的课程，是茶汤世界的“生”与“死”—这样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入世的所在。经周渝改造后的紫藤庐，除了木门与庭院还保留日式建筑的风格外，其余的一切都显得随意而本土：院内的三棵紫藤树野态十足，看上去已经分不清每一棵之间的界限；饲料斗里满布青苔；一层落地窗户全部可以打开连成没有间隔的开间；连随处可见的插花盆景，也会被任何一个经过的工作人员随手摆弄，时不时地就变换个样子。但这正是紫藤庐本来的样子， 是周渝蕴含在茶道里的理念与态度：信奉自然，信仰沟通，物质在这里从来不是考虑要素。

所以，院子里会用农村里常见的土瓮来养娇贵的花朵，但普通茶客手里端起的茶具却随随便便就是个价值不菲的古董。周渝很多时候，访友、聚会、授课，都会拖着一个拉杆箱—里面全是他珍藏的古董茶具。

1981年开始， 周渝一直重视收集古代的茶器，30多年来没曾停止，古董市场的老板甚至都摸清了他的审美和偏好。“这个磨是明治时代的”，周渝语带兴奋。明治时代的茶磨其实也是在福建所造，古董市场的老板在日本偶而见到，第一眼就认定“周渝一定会喜欢”于是背了回来。果不其然，现在这个茶磨也成为了周渝的又一心头好。

事实上，周渝收藏的古董茶具之多、之珍，足以让他1995年时就在法国巴黎开了展览。周渝的古董茶具来自东晋、三国、唐朝等，只是这些被世人哗然供奉的“收藏品”，在周渝手里会当做日常用品，被把玩、聚友，甚至真正奉茶供饮。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是传承的最好手段，而且表面朴拙，正是因为内里深厚。“单讲茶具的颜色，本身就能跟茶水的颜色形成‘反差美’、‘和谐美’，而且，一个杯子的质地，会改变茶”，周渝一边说，一边将手中铁壶举高，用以冲沏普洱的沸水刚刚煮好，“同一个茶，用不同的茶器，它的润度、甘甜味道都会改变。我有很多茶碗，我和朋友们都试过，但这个还是第一，它（盛的茶）非常甘甜，也格外温润。”周渝偏好的这个茶碗，是唐朝的古董，当年周渝以几千台币在古董市场淘到，一直拿来喝茶，喝了将近30年，到现在，已经升值到10万台币。

周渝好普洱， 被称为普洱研究台湾第一人，“我有很多收藏，一百年来，每个时期的普洱茶我都有藏品”，周渝笑说，“这叫老得难得。” 周渝喝普洱， 讲究的不仅仅在茶的香与味上， 更重要的：“还有气。茶气有调和、贯通作用，让整个人都舒畅起来。”台湾茶讲究茶气，这本身就有着文人的敏感与细腻，同时也有浓厚的文化意味， 这跟其他地方的茶文化都很不一样。在杭州， 茶农“规定”你这个季节只能喝什么茶；在潮汕，最被追捧的是最有财、有权的那户人家喝的茶；但是在台湾，有话语权的却是大批热衷此道的文人，他们对环境的讲究、器具的审美，甚至泡茶的方式等细节里自成一格，带着文人自身隐世的哲学。

比如，台湾人好岩茶，取其源自“山高水灵”的孕育；又如，虽说台湾茶源自潮汕客家茶， 而潮汕人经商为功夫，“点兵”“热城”这些茶道用语都带着点沙场的凌厉，但在台湾，却没有真正意义的台湾工夫茶。

周渝每次用古董茶具泡茶，要准备数小时。这也是周渝自创“正静清圆”的茶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持。“正”，要求所有东西位置要端正正规，圆桌、方巾代表天圆地方，烹茶者的坐姿也必须居中、端正，集中精神；静，就是专心泡茶，不需要特别拘束自己，感受茶气；清，代表喝茶后的状态，清心、清身、清神；圆，则是围圆聚友，重在互相尊重，彼此沟通。整个茶道，没有复杂的仪式和繁琐的道具，看似简朴简单，但却蕴含了东方美学与中国哲学，实际无所不包。周渝的茶会，一般是一个能容纳30人的大间，不划分小桌，所有人席地而坐，中间有个大大的砂锅，用这个大砂锅来烹煮普洱。煮出来的茶水，用老福建灰色的茶碗，一碗一碗地盛给众人。因为茶水出自同一锅、同一人，自然而然，喝茶的人也轻易地形成一个气场，连抚琴人也会因此受影响，抚出来的琴音也带着共同的气场。

台湾的茶，没有在茶具与味道上作吹毛求疵的追求，却以人气和谐、端庄干净见长。台湾舞蹈家林丽珍回忆，当时她被收留在紫藤庐，喝的就是这种大锅煮的老普洱，茶味已经没有印象，只记得舀茶与奉茶的人，动作特别干净，盛茶的小碗，旧、不反光，朴素、端庄。这些形容词，全都可以——也只能——用在台湾文人身上。这些是台湾文人引领的茶文化特点， 也是台湾文人骨子里传统哲学的表象延伸。

周渝的入世、出世、隐于市

“无闻、平淡”，是周渝定义的茶文化精神，而周渝、紫藤庐、台湾茶文化， 三者又似乎彼此融汇其中， 有着拆不开、分不清的同感效应，仿佛在骨子里一脉相承。周渝提到，在家谱的说法中，他们是北宋周敦颐的后代，“出淤泥而不染” 似乎更带了点世袭的感染。“ 渝” ， 重庆的简称。周渝1946年生于此，在重庆最有文化气息的沙坪坝，与现时的紫藤庐所处之地仿佛因缘际会般巧合：“我记得是老房子，黑砖，仿苏联建筑，楼梯弯曲延伸，尽头黑漆漆的”，周渝搜索着儿时两岁时的记忆，连这简单的画面感都带着感情色彩。

“我重庆话很标准”，周渝语带自豪，事实上他只在襁褓时期在重庆待过两年。家里哥哥姐姐、保姆都讲四川话，甚至身为湖南人的母亲也入乡随俗地讲起了四川话，唯独，只有父亲一个人由此至终不学方言，所有人跟他说话的时候，都得自动切换回湖南话。周渝的父亲周德伟，世任国民党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在周渝的印象中，父亲廉洁、正直，有强大的精神世界。因为家庭状况、时政局势、身体因素等外在条件，周渝并不是父亲最偏爱的孩子，但是晚年的周德伟也承认，周渝知道他的痛苦，是最懂他的孩子：“第一，他的学问不被他人了解而痛苦；第二，他的主张、所预见的东西，最终都得到历史的证实，但当初没人能听懂他讲得什么，所以很痛苦，他非常孤独。”

严厉又强大的父亲深深影响着周渝，而家境的优良同时支持也限制着他。自身充满文人气质、但又不用为生计担忧的年轻人，在很多时候，上下求索只是为了摆脱身上的这些光环或者枷锁，寻求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于是，即使哥哥姐姐全是理科高材生，大学时期的周渝也选修经济学与外文系，但他真正热衷的却是文学、诗歌，甚至会跑去别的课堂专门为了听“乐府诗”课。1976年，周渝创办“耕莘实验剧团”，开始正式做实验话剧。上世纪70年代，他就以完甄和的《望你早归》为剧本编导了同名话剧，当时被誉为“冲破戒严封锁的传奇”。到2006年剧团30年纪念，这个剧被复演5次，场场爆满，亲友团里往来无白丁，甚至包括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

虽然作为话剧人周渝可谓风光无限，然而，他创办剧团的理由却真实简单到极致：“那时候所有的戏剧都要送审，那会儿只是想找一个办法不送审而已！”那时，电视、剧场被主流文化控制，没有任何一点民间声音的余地，而有口皆碑的《望你早归》，其实最让人看重的不是它的警世深意，更多是因为它与当时的电视节目截然不同，它展示的是最真实的人和事，连对话都是闽南语，时评称：台湾的戏剧终于出现了。

周渝就是这么一个人，一直追求的是真实、平淡，但又会在别人认为都没有空间里钻出广阔的天地。这与他的“茶”精神一脉相承：“平淡、无限，是茶的精神，也讲究余味、余韵。全世界只有我们看重‘余’，这里头有很大的空间，能创造大戏。”像周渝这样的台湾文人有非常突出的特点：温和、隐忍、持重。文人自古皆因愁好酒，因为夙愿难求。台湾文人一样愁，“文人苦啊”，周渝不断强调，但他们的释放方式更柔和：求之与自然，求之与天地：“追求平淡，历程却不平淡啊”，周渝说。一年一次，周渝会祭茶：“是敬畏天地自然的一种仪式。”好茶是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后得予的馈赠，自然要有感恩之情。

那时候，紫藤庐里会摆一张桌子，大门打开，桌上放了鲜花水果。然后周渝会用大砂锅煮一大锅普洱，茶人们捧着蜡烛，院落的中央生了篝火。手捧茶汤为敬，茶汤洒地为献，一祭天，二祭地，三祭万物生灵。这是周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也是文人作为领航与先行的责任。从一开始生活在父亲影响与家境照顾中的入世，到坚持自己上下求索的出世，现在的周渝更多了一份恬淡和怡然。紫藤庐外依然是矗立的高楼大厦，周渝依然也会出门访友，但是更多时候，他会静静地在紫藤庐的二层，作诗、写书法。从来没有学过书法的周渝也不临摹字帖， 他要的只是把心里的感觉写出来， 他写“ 雪林茗居” ， 他写“孤夜悬空”，他把自己的签名“周”字，写成了一条鱼的形状。

“以人为媒”，也“予人为媒”的紫藤庐在台湾茶界里，周渝如此与众不同，连同他的紫藤庐也完全无法单一归类，与其说它是一个茶室，它却处处充满艺术感；说它是一个政客们爱聚集的地方，但这里从来都是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紫藤庐其实更像是一个平台、一个交流场所，就像它还没成为“紫藤庐”之前的前身一样。

在紫藤庐还不叫紫藤庐之前， 周渝的父亲管这里叫“ 尊德性斋”。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里是自由主义学者的聚会场所，到了周渝手里，他接济各种有困难的艺术家，给他们买工具，也买他们的画让他们换盘缠，最惯常的手法，是以茶聚友，为他们提供聚会与栖身的场所。紫藤庐被台湾名家称为“艺术家的人民公社”，也是知名政客林浊水心中的“落魄者的栖身所”。孙庆瑛与史捷咏就是在紫藤庐认识的。没有安排的目的，也没有设定的意味，著名舞蹈家与史惟亮的儿子在品茶的时候认识，两人惺惺相识，后者作为著名作曲家，还两度为孙庆瑛的舞蹈亲自操刀编曲。曾被老师认为是白痴， 连小学都只能勉强毕业的天才画家邱亚才，一开始由朋友介绍到紫藤庐的时候，连与常人的日常沟通都无法进行。

但是他看莎士比亚、看《史记》，周渝对这些作品很熟，所以他理解邱亚才，一开始的时候还充当他与旁人沟通时的翻译。后来周渝鼓励邱亚才多写多说，他也在紫藤庐找到了内心平静，画中人物从一开始悲惨痛苦奇形怪状的人，到后来变成了优雅的女性，全是以紫藤庐工作的女孩儿为原型。邱亚才今年去世，作品被炒得洛阳纸贵，他当初送给周渝的画因此也变得炙手可热，画商画廊纷纷上门都被周渝拒绝了：“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不能卖我的历史。”

这些故事从1975年周渝把自己的家改造成紫藤庐后就经常出现。紫藤庐的出现本来就是一个“为人提供方便”的简单之举，创建者的纯粹之心在一开始就显露无遗，之后自然会有同样纯粹的人，会寻香而来。一批又一批文学艺术爱好者、创作者聚合在这里，谈天说地聊创作，跨界合作已经不鲜见，甚至还有联姻结缘的浪漫事。但更让人啧啧称奇的， 是往来这里的不乏赫赫有名的名家， 周渝对此淡淡一笑：“因为这里是开放之地啊。”这样一个充满传奇又追求平等与真实的开放之地，尉天聪、白先勇会来，舞蹈家林丽珍会来，书画家叶士强会来，自由知识分子殷海光、李敖、陈鼓应也会来，其中李敖更是待周渝如亲人。

李敖是周渝两位哥哥的朋友，经常出入周家。当时的李敖很年轻很张扬， 永远长袍不离身。周德伟与李敖相差近30岁， 但周家的门是敞开的， 所以有一段时间， 李敖和陈鼓应常去周家吃饭。周德伟一直跟他们讲自己的政治理想、学术理想， 而且都是在饭桌上聊，“反正听没听得懂不知道，但我母亲做饭非常好吃”，周渝说。

李敖出入周家吃饭聊天，跟周家人关系非常密切，连那时候自己追一个杨姓女生失败的轶事也会与周家分享，“他说羊肉没吃到，惹了一身腥味之类的，我就以这个题材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他，具体怎么写忘了，他也会写诗讽刺我之类的”，周渝回忆道。那时候，李敖刚进台大历史系，周渝还在念五年级。李敖还老跟周渝下象棋，周渝老是输，但最后李敖还是把父亲留给自己的象棋送给了周渝。那些人，那些事，因为情义、追求、信念，即使时空转易，也韵味十足，延绵半个世纪的长路，这些已经升华为传奇，但紫藤庐本身却在周家人一直用心维养下依然淡定如初，除了1997年那一次动荡，史册留名“紫藤庐回收事件”。

16年前，关税局称周家占用公家宿舍，要求周家把紫藤庐交还政府重新规划成宿舍，法院甚至用木板封闭，把日式房舍部分都封存了起来。文化界哗然了，不仅因为紫藤庐本身古旧建筑的价值，更因为这是难得的一片人与人之间纯粹交往的净土，亦是台湾几代人的共同回忆。当时，文化界朋友们认为要从“保护古迹建筑”的角度出发，并在一周时间内赶出图文并茂的申请文件。丁乃竺和胡茵梦甚至叫来媒体拍摄，在镜头下亲自砸开了封闭的木板。1999年，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也为此大费周折、四处奔走，甚至撰文“台北市有58家星巴克，但台北市只有一家紫藤庐。”如今，这栋老屋变更为台北市文化局设施，仍交周渝管理。

现在，存在了几代人文化记忆里的空间保存下来了，也具备了更多的公共性。但是，虽然有一身的故事，紫藤庐并不靠各种历史传奇或者名人而出名：“许多不知道任何这里历史的人，走进来也会觉得很舒展。” 台湾名人陈文茜说过，紫藤庐永远不属于胜利者，永远不属于喧哗之地。现在的紫藤庐依然承载着台湾文人那股内敛温和的气质，于茶、绿窗、铁壶中，透出一股大隐隐于市的清新与光华，最起码，它是那种美得让你难忘的茶馆，只需要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多留心一点，多注意一眼，然后顺着茶香，轻轻推开这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