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气息浓厚的宋茶文化

宋代是典型的市民社会，而宋茶也是典型的市民茶文化，从《清明上河图》中可见宋代市民饮茶风盛。

“盛世清尚话宋茶”系列

宋茶继承了唐茶，但极大地发展了唐茶。

就继承而言，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贡茶。何谓贡茶，简而言之就是给皇家生产、制作的御用茶——专门给皇帝种的好茶，特好的茶。

以往都说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这话很正确。但有时候如何创造，向哪个方向创造是不由普通群众决定的，而是由最高统治者决定的，贡茶就是这样。

宋代贡茶制度是建立在唐代基础之上的，只是把贡茶生产基地由浙江顾渚迁到了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宋代恰值中国历史上一个寒冷期，太湖冬天冰封，顾渚的新茶赶不到清明节前送到汴梁，而建安新茶走水运完全可以让东京的皇帝老儿及时喝上节前茶，“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因此皇家贡茶的生产基地就搬到了福建建安。

宋代皇帝在喝茶上格外讲究。建安贡茶最初只制造一种茶，就是后世很有名的龙凤团茶。早期的宋茶和唐茶别无二致，都是饼状、团状，也称饼茶或团茶，就是现在常见的普洱茶饼那个样子。但贡茶既然是皇家御用品，自然做工格外讲究。龙凤团茶因产自建安龙山和凤山，所以其茶饼上雕刻有精美的龙凤呈祥图案。

早期的龙凤团茶规格较大，直径有3寸的、3.6寸的。公元1043年，蔡襄做了福建路转运使后，化大为小，改制龙凤团茶为小龙凤团茶，直径不过1.2寸。

“浓缩的就是精品”。“小资皇帝”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得意地宣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

当时的小龙凤团茶产量极小，“专拟上贡，虽近臣之家，徒闻而未见”。身为朝廷重臣见多识广的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其品精绝，谓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以至于当时的王公将相都有“黄金可求，龙团难求”之感叹。

龙凤团茶、小龙凤团茶已经让后世仰望了，但据史料记载，在神宗年间，又造出了一种密云龙德贡茶，“其品又高于小团之上”；哲宗时，“又改密云龙为瑞云祥龙。徽宗赵佶，崇尚白茶，于是白茶遂为第一”。（《北苑贡茶录》）

宋代贡茶就是以这种“后茶把前茶拍死在沙滩上”精神一步步推陈出新的。新品一出，前茶即降为凡品，以致宋朝北苑贡茶的名目愈来愈多，举不胜举。到宋高宗时，贡茶已经细分为十纲：“第一纲曰试新；第二纲曰贡新；第三纲有十六色：龙凤胜雪、白茶、万寿龙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第五纲有十二色……”

宋代贡茶制度牛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后世茶史学家已经很难逐一去考证这些“纲”与“色”具体都是什么样的茶。到了明太祖时期，一向以“仇富”为己任的朱元璋终于毫不留情地废除了唐宋以来的贡茶制度。

散茶使得民间饮茶风盛

贡茶再精致，水平再高超，也不过是为了满足皇家的奢侈品需求欲望，最终只能留在史籍资料中供后世瞻仰，而真正传承下来的，不是贡茶那样的团茶、饼茶，而是散茶。

散茶，古籍中也叫叶茶、草茶或末茶，基本上已接近现在我们日常所饮用的茶叶了。散茶，在唐代已经出现，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说“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但这种炒青、蒸青的制茶工艺还不是主流。

到了宋代中期，团茶生产虽然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散茶的生产已经逐渐取得优势。有宋一代是典型的市民社会，饮茶之风开始在底层市井之间风靡，价格低廉的散茶在民间大受欢迎，因其制作工艺简单、携带方便、饮用方式多样，不仅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连一向喝惯了团茶的上层文人士大夫也开始关注散茶。

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说：“自景佑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遂为草茶第一。”

宋茶有别于唐茶的最显着特点，就是不仅有宫廷茶文化，更有市民茶文化。唐代民间虽有饮茶，但并不普及，饮茶圈子大多限于皇家和文人阶层，唐代史料和诗词中鲜有对民间饮茶的描述，宋茶则不同，和高不可攀的团茶相比，草茶更能让引车卖浆者接受，民间饮茶者众多，茶肆开始在城镇大规模普及。

茶肆，也就是茶馆、茶楼、茶店，唐代虽有，但真正兴盛是在宋代，茶肆大规模在城镇普及，是民间饮茶之风盛行的最有力标志。

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描述了东京虹桥一带的繁华景象。其中既有挂着招牌的茶肆，也有边喝茶边看杂技表演的市民。这些市井百态的记录，真实表达出北宋时期民间茶肆已经成为普通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清明上河图》记录的仅是东京繁华一角，茶肆的兴盛，在诸多宋代史料中仍可窥斑见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时，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潘楼东街巷的情况是：“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宋代茶肆不仅多，而且分布密度大，并由此开始与酒楼并列。茶肆的客人们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

除了一般的茶肆之外，还出现了上述晨开晓歇和专供夜游的特殊茶肆。茶肆所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多样化。据《梦粱录》记载，宋代茶馆除卖奇茶异汤外，冬月还添卖七宝擂茶，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等。

茶肆的人气之盛，也使很多其他行业纷纷以开茶肆的名义拉拢生意。《梦粱录》中记载：“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着伎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

茶肆之盛，是饮茶之风民间盛行的见证。茶肆扎根坊间，让宋茶跳出了唐茶宫廷之风的窠臼。

茶，终得源于民间，而归本于民间。

扎根民间形成茶俗文化

茶，源于民间，归本于民间，这也让宋茶在民间发扬光大。

宋茶文化有别于唐，就在于其浓郁的市井特色。唐茶文化主要在贵族文人之类的上层社会打转，是高雅的，而宋茶文化则包含了底层市民的方方面面，尽管缺乏唐诗宋词的赞美与讴歌（相对于唐茶而言），但更接近于现代人的生活，认识起来也更亲切。

宋茶扎根于民间，形成了独特的茶俗文化，这些与茶有关的习俗有些如今还在沿袭，有些虽不再沿用，但后人并不陌生。

茶进入习俗领域的第一步就是茶、果并列，用以祭祀。茶、果进入祭品行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但宋代最为普遍。宋人陈景沂所着《全芳备祖·后集》记载：“觉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首草带，供佛以紫茸香。”这说明当时要拿最好的茶来作礼佛茶。到了南宋时期，茶、果已是皇家祭祀的标准用品，据《中兴礼书》描述：“绍兴十三年七月初五，礼部太常寺言：‘所有每位合用供养茶、酒、果、蜡烛、燎草等下临安府排办。”

茶进入普通人生活领域后，果茶待客已经成为习俗。宋代诗人徐积在《谢蒋颖叔》一诗中说：“便着青衫迎谢傅，更无茶果荐杯盘。”宋人洪迈在其《夷坚支乙》中也说：“焦氏以此候之，倾家出迎，具茶果延泞，经岁常然。”

随着不断演化，“客至点茶，客去设汤”成为中国古代待客之礼。据《南窗纪谈》记载：“客至则设茶，客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至官府，下至间里，莫之或废……盖客坐既久，恐其语多伤气，故其欲去，则饮之以汤。”

在宋代都城，有着特别的茶俗，就是“支茶——七家茶”。北宋东京市民大多有这种侠肝义胆，邻里街坊之间互帮互助，经常以茶为纽带。凡是外地人被欺凌，必挺身而出加以救护，有新街坊乔迁新居，左邻右舍前来送茶汤，问寒嘘暖，极为感人，这在徐兴业的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中有极为生动真切的描写。

但这种茶俗绝非小说虚构，而是有史料为依据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措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

大宋南迁之后，大批中原人逃到杭州一带，互帮互助的风尚得到了传承和发扬，“支茶”风俗演化成“七家茶”风俗。

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诸色细果，馈送亲戚比邻，谓之’七家茶‘。”这种分馈邻家茶汤的习俗蕴含了古代淳朴的睦邻之义，据说这种习俗至今仍在苏杭一带民间流行。

宋茶特有的茶俗文化至今影响着近现代人的生活，比如“三茶六礼”婚庆习俗的最终定型，就是在南宋时期。

宋茶文化是一种真正融入了普通人生活的文化，至今我们仍能感触到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