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安溪茶农第二代热衷开店经商，茶园日常管理重担，已经越来越依赖他们的父母，甚至是年迈的爷爷、奶奶。
“青壮出门去，茶园老者耕”，正是这一现象的写照。眼下这一现象，还谈不上对安溪茶业有什么太大影响，但道理显现：长此以往，老者愈老，将不堪重负；更重要的是，未来安溪茶园谁来耕作，可能将成为一个大问题，那时再谈可持续发展，只怕为时已晚。
除了这一现象，使人们对安溪茶园管理可能弱化抱有忧虑外，安溪不同乡镇之间形成的产销分工，也值得人们深入关注，因为目前的这种分工状况，远未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
地区分工、家庭分工存在的问题，使人们自然想到建立茶园流转市场的必要性，但是它可行吗？尤其对安溪茶业构建可持续发展战略支点有帮助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不是一篇报道所能包容的，但相信抛砖引玉的结果，会使更多的人关注茶园流转市场。或许不用太长时间，人们会发现这个市场的作用，不亚于中国茶都市场的作用，它能解决的问题，可能超过我们目前的想象。
小鬼当家
安溪茶农凡有能力在外开茶店的，坐堂者多半不是茶农本人，而是他们的子女，以致人们把这种现象戏称为“小鬼当家”。
最近，安溪乡讯记者到福州采访当地一个茶王赛，走访榕城茶市，顺便采访了几个安溪茶乡姑娘，发现她们都是茶农后代，家里也都有茶园可耕，但是她们向往都市生活，更愿意作为茶商在茶海一搏———尽管她们也知道家里需要种茶制茶的劳动力，更知道这几年其实茶农的收入来得更直接更实惠。
安溪官桥姑娘林彩霞，被安溪乡讯记者称作“２３岁的漂亮女茶王”。小林开了间“天马山茶业店”，２０岁时只身到福州闯市场，得过茶王赛金、银奖。她坦言，与留在家里当茶农相比，她更愿意做茶商，至少安溪夏天的炎热、冬天的寒风，不会过早让她失去青春容颜。
同样在福州茶市开茶店的安溪西坪人陈志香，家里有几十亩茶园，但她学校一毕业，就告别茶乡到厦门打工，之后到福州二哥茶店。兄妹两人的共同感受是，几十亩茶园留给父母耕作，做茶商怎么说也比茶农强。
据称才２０多岁的王晓玲来自安溪龙涓，安溪乡讯记者与她聊天，她坦承家里有１０多亩茶园。５年前她高中毕业未能考取大学，她到石狮打工，之后到了福州，在老乡帮助下开了茶店。对她来说，家中的茶园给父母管理最合适，至于年幼的弟弟，她认为要是读不上书，在外开家茶店当是最好的选择。
最后，安溪乡讯记者采访了一名“宝马茶商”，她叫潘梅珍，是安溪龙涓人。据采访她的同行说，潘梅珍有７个兄弟姐妹，她卖掉亲手创办的幼儿园，跑到福州开茶店并获事业成功。
其实，这４个年少女子，只是安溪茶农第二代重茶轻农的几个小例子。在沈阳故宫边上，记者曾经碰到过一名安溪少年，他竟在这里与当地一名妇女，合作开着一家大茶店。他的父母也是茶农，他才１７岁，但做茶商有出息的思想，使他早早离开父母，离开生他养他的茶乡。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举凡安溪人近年开在全国各城市的茶店，推门一看多数是年轻人，茶乡后代以茶为业，自应鼓励和肯定，不过将重商轻农帽子，全扣到他们头上，似乎也不公平。
事实上，这种思想一方面与当代年轻人的价值追求有关，另一方面茶农一旦事业小成，即想着如何让子女“过体面生活”，多半选择开茶店让子女“就业”，而不愿让子女也当茶农。这种源于茶农对子女溺爱而生的重商轻农的思想，可能更甚于茶农第二代因向往都市生活而心生重商轻农的作用。
在泉州，背街小巷也开满茶店，那些掌柜不少嘴上无毛，也都是茶农子弟，也都因父母开店让他们学做生意而成茶商。即使生意不好想回安溪时，反对者声音最大的，毫无疑问是他们的父母。
有安溪茶农把话说得明白：农村做父母的，没一个希望子女留在农村，不管子女们在农村能干什么。“即使没赚到钱，赚个名也可以，至少找媳妇方便”。父母们总想得很远，至于茶园今后怎么办，在这样传统的思维里，是不会被摆上位置的。
地区分工
如果说茶农两代人之间，父母做茶农子女做茶商，是一种家庭分工，那么安溪茶叶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在茶叶产销上形成的地区分工，同样是一个值得让人留意的现象。
比如说，安溪的感德、祥华、西坪，是这几年被茶市热捧的安溪铁观音主产区。有趣的是，这３个主产区的茶商就比较少，顶多就是出一批茶叶批发户，而较少有大批的茶商出现。这３个乡镇的茶农第二代，也基本安于在家当茶农，较少有嚷着要到城市开茶店的后生们。
原因很明显，他们好好种茶，一年一个家庭收入几十万元，是并不困难的事情。钱把人留住，也没有明显的家庭成员长幼之间或茶农或茶商的分工，他们甚至连开茶厂注册个商标，也嫌多余。
这些主产茶叶区的对外经销，被分工到非主产区的乡镇去，也就是说主产区的茶叶，是被非主产区的茶商买下，而后再批销或零售到全国去。这些茶商队伍最大的乡镇，主要是虎邱、金谷、长坑等。
地区分工使安溪涉茶人口数，无形中增加了许多，这种专业分工虽谈不上组织化系统化，但从这几年的实践看，也还是作用不小的。
但是同茶农第二代热衷做茶商，以致产生茶园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一样，地区分工对茶园管理的弱化作用，也是明显的。这主要指非主产区以外的普通茶产区，这些产区由于茶质有限，名气一般，重商轻农成为一种价值选择。但这些产区往往茶园特别多，比如龙涓茶园面积，就占到安溪全县茶园面积的1/10，因此这些地方的茶园日常管理，就更加粗放。
家庭成员的老幼分工，不同产区形成的地区分工，共同的祸病都是直接弱化了茶园管理。特别是非茶产区茶农从商，家中往往又有大量茶园时，不管是自己兼管或者托管，其结果都一样，那就是使越来越多茶园得不到悉心管护。
资源配置
家庭分工、地区分工，带来茶园管理的种种忧虑，本质上都属资源如何更好配置范畴的问题。
比如，家庭劳动力在产销方面的分工，采取子女开店父母耕作的方式，有合理的一面，但更多的方面却不尽合理。因为茶叶经商除了经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外，对于茶叶也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年轻人这两方面都比较缺乏，因此在长幼劳力分配方面，采取产销兼顾、老幼结合方式，当是家庭劳力资源的较好配置。
又如地区分工。众所周知，长坑、龙涓、虎邱、金谷都是茶产区，由于海拔有限，这里的茶叶质量比较而言也较有限，特别需要精心管理精心制作。但是有不少技术能人、茶园大户，却做起茶贩当起茶商，一心很难两用，茶园管理和制茶质量深受影响，也不足为奇了。
倘若这些人手中的茶园让予他人管理，实现茶农与茶商的剥离，则从商者专心，管茶者专业，人与茶园两方面资源合理配置，其结果当然要好过目前的状况，茶园管理之忧也将化解。
茶园是茶业最重要最基础的生产要素，人在其中当然作用也最大，两者在生产结构中的融合程度、合理程度，是安溪茶业可持续发展最基础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好的配置，轻则削弱了产销效应，重则资源配置混乱、错位，必然伤及茶业基础，影响茶业可持续发展。
茶园市场
从长远看，解决茶农家庭劳力合理分工，以及不同茶产区茶叶产销分工存在的问题，要靠市场手段市场机制。而建立茶园流转市场，或可从根本上扭转茶园管理可能弱化的趋势。
一方面，人们应当看到目前青壮从商、老者耕茶的形成，有其复杂的成因；看到不同产区茶叶产销的分工，也有其自然形成的合理过程。
另一方面，人们也要看到这两种现象的“合理和自然”，是小范围的调节，而且脱离了对“茶园”这一生产要素的考量，因此它是狭隘和相对的，对个人对局部可能有利，但是对安溪茶业的大局，尤其对茶业可持续发展，却存在着危害。
如何实现在更大的范围，在供需信息公开、透明、充分基础上的资源配置，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建立茶园流转市场，让人与茶园之间达成最佳配置。
做法上有人建议，可在现有生产资料市场基础上，分设出茶园流转市场，或者在茶业总公司之下，建立茶园流转市场。运作上，可让有出让、出租茶园意愿的茶农，在这里挂牌公布信息，让有转包、租赁意愿的人充分选择，通过当面议价、竞争等方式，产生合适人选，再在茶园流转市场机构的指导下，形成协议。
与此同时，大茶企在物色成片茶园时，还可以委托市场机构进行供方资讯搜集，而后引导双方展开议价、竞价，使大茶企与分散的茶农之间，有一个接洽的平台，实现资源融合的平台。在这一过程，青壮从商去，有朝一日父母年老，茶园也不愁没合适的人承接，不愁茶园资源的合理收益得不到保障。
有专家称，茶园连片适度集中，过渡到由种茶能手耕作管理，是未来茶乡发挥有限茶园资源效益的一个方向。通过公开、透明和信息对等充分的市场，达成茶园的适度集中，并寻找到合适的经营者，无疑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茶园流转市场如何设立，流转制度和运作程序如何建立，涉及法律、政策和地方发展规划等多方面问题，需要在必要性、可行性方面进行大量调研，才能得出结论。与此同时，市场功能如何设置、信息如何搜集、市场机构能起什么作用等技术细节的论证，也同样十分重要。
不过有一点是专家和受访者反复强调的，那就是土地流转。这是党的十七大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个方向。安溪关于茶园流转的工作，迟早也将涉及。相信有了茶园流转市场，能解决的问题，肯定不止于目前受关注的几个有限现象。
